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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影子里的人

鳄梨早餐2018-12-04 14:31:19

明天就要26岁,把这篇未完成小说送给自己。

我和我的小蝙蝠玩偶

我坐在教室里第二排靠窗的位置,班主任对我和其他几个女孩说,离你们去读研究生还有一年了,希望你们都能抓紧大学最后这点时间做最后的冲刺,争取都能读一个满意的学校。我实在是不知这是唱得哪一出,眼前笑盈盈的“班主任”让人困惑,更让我不解的是,都已经读大学了,我也都二十好几了,为什么还有人要插手我以后的道路,这关他们什么事啊?从小学到中学的十二年里,不一直在被形形色色的老师和身患精神分裂的班主任们假借“为我好”来讥讽我的智力不足吗?

即使这一刻充满狐疑和愤怒,我在一张纸上写下“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我要“冲刺”的目标。如果全球范围内有什么学校不需要申请资料反而是一二场考试,我很想试试以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考这两所香港的大学。因为香港人行道上叮叮咚咚随着红绿灯变化而转换的快慢不同的声响,透露对盲人和手机屏幕重度依赖者的人文关怀;也可能是香港的九记牛腩面实在太好吃,乘半山扶梯到中环半山腰一览文艺小店之余还能满足中式味蕾;两所香港的大学因其全人教育和人文精神让我感动,能在其中就读任何一个文科专业都似乎会让动荡不安的青春有归宿。

下课,我交完所谓大学志愿清单。和绯然一起走出教室,她今天穿黑色的高领毛衣,剪了黑色的利落短发,虽从不化妆,她脸上仍然一副即使冷淡也又不乏生动的表情,她的眉毛黑而浓密,有林青霞一般的英气,嘴唇厚而娇小,脸颊白皙又明媚,瞳孔和她的发色及眉毛一样散发黑色的光亮。她的脸,常常都没有表情,她一直都嘲讽自己是“面瘫脸”。但在我眼里,她的笑是海浪,哭是流沙。她大概不知自己身上有一种我钦慕的经典美吧。因此我是那么妒忌她,像在地板上不断滚动的钢珠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四野之中却无壁垒能阻止这绵延不绝的声响。

“你填写了什么学校呀?”她像是小学生抓着背包带一蹦一跳地走,我如实回答。又问她对于选学校做了什么决定。她说尚不清楚。她言辞不明,我也不再追问。一路走下去,相对无言,但彼此知道是要陪她回家去。她家住在一栋新盖的公寓楼第一层,走到门口就可以透过左侧的玻璃窗看见他爸正坐在转椅上敲击程序代码,方片眼镜后紧促着双眉。我们不敢在门口发出任何声响惊动他,猫着腰走近,怕引到他爸的注意。

我压低声音,“你爸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忙?”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嘴里叼了根烟,吐起了烟圈,“你还有吗?我可能有半年都没吸烟了。”她摇摇头,脸上冒出抱歉的神情,说正抽的这根是从家里偷的,刚从她袜子里拿出来的。我大笑,表示对这根烟曾寄居的地点的敬意。她脸上也带着逗笑我而带来的笑意。

“你还记得吗?好像在某个世界,我是说某个平行时空,好像我跟你已经不说话了呢。但在这个时空里,我们竟然能那么开心啊。比如,我好像很久都不跟李姝说话了,而你从未停止做我最好的朋友。”

“哦,是吗……?”她的脸有一点僵硬,笑意已经被什么给挤跑了。

“但,我记得……我们已经各自出国读研了,为什么今天还要填报志愿?我记得……我刚才在说什么啊?你明白吗?”哪里有些不对,突然间,悲伤如蚁虫爬满我的脸,一阵麻而寒冷的感觉似乎要击倒我。这是一种如史前真相降临时的恐慌。

“对,我们已经绝交了。我在你的社交网络上给你留言诅咒你,希望你能下地狱,你有什么感觉?你生气吗?”我对着她已完全失去表情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出这些话,她的脸已经化成颗粒物,我已看不到她,恨意涌出。她告诉我,“这都不重要了。”

梦境在逐渐清醒的意识里,如潮水一样慢慢隐退。脸庞恢复了平常的感觉。这是一场因晚睡而出现的梦,睁开眼睛看到离床两米远的书架上的电子表显示12:25,我可真是个失败者。  

我跟张绯然在2000年认识,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八岁。我认识李姝更早一些,大约六岁。她们都是我童年的玩伴和小学同学。只不过前者和我的友谊跨度更长一些,我们上了同一所高中,大学毕业后她还来到我的大学跟我一起备考英语文学的研究生考试,可最终失败。然后我们又在同一年顺利出国读研。直到去年,我们彼此不再说话。

我跟李姝在小学毕业之后就很少联系了,六年级她告诉我,“我觉得张绯然是个很虚伪的人。就像和珅在乾隆皇帝那里巧言令色,迷惑人心。她只知道拍马屁,做些事儿让你觉得自己重要,其实她只关心她自己。”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同为十二岁的我没法理解,我不知道她俩之间有什么冲突。曾经我们三个,或者说还有其他几个女孩,一起放学后手拉着手一路跳着走回家,不到两公里的小路总会越走越长。比如有些话没讲完,而家门口就近在咫尺,我们会默契地倒着走几步,直到故事结尾才会分头回家。这些故事大多是完全虚构的,更像是我们对自己贫乏生活的想象和吹牛。

比如,我跟李姝讲过,我家里有一个帮我写作业的机器人,所以我从来都不用写作业,只需要喂它巧克力,我就看着电视,听音乐,看漫画,然后检查作业装进书包,就能搂着机器人一起睡觉了。她也不会轻易认输,她告诉我她家有个小精灵,就是皮特潘里那种一模一样的,忽闪着翅膀的,迷你的会说话的精灵。这个精灵的最大作用就是跟人说话,作曲和唱歌。我很妒忌她的想象力,我爱说话,渴望被倾听,我也希望能有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小精灵,即使知道她在吹牛,但和她比起来,我那个会写作业的想象出来的小机器人显得逊色太多。

张绯然从没加入过这吹牛大赛,她不感兴趣。但我们几个女孩经常在她家楼下的凉亭里比赛谁先写完作业,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意味着,谁就可以开始幸福地谈论起当时的暗恋对象。

我们出生、成长在中国的一个西北边境小镇。父母都是公务员或商人这类当地的中产阶级。这样的童年意味着相对匮乏的填充物又异常丰富的想象力。我们自然地选择结交和自己家庭环境相似的朋友,比如李姝的爸爸是县盐厂的厂长,张绯然的爸爸是县城电信局的局长。我爸是警察,在公安局里有一官半职。这种权势感让我些许自信心膨胀,感觉我配得上拥有家境优渥的朋友,但我从未了解过她们对此的想法,但在当时,我们所喜欢的流行音乐歌手,小说和电视剧都基本一致,我们都读《傲慢与偏见》,追捧《哈利波特》系列,听S.H.E.和赵薇演的琼瑶连续剧。

小镇太小,有限的可选择的有趣事物构成了我们的全世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一下课就围在一起分享那些奇思妙想,上课了就想方设法悄悄地说,有次我传纸条给后座的张绯然很快就被老师发现,不得不被调了座位。但这并不能阻挡我们热火朝天地交换观点,放学路上因为太沉迷聊天被各自的父母责骂回家太晚,有一次我妈穿着睡衣怒气冲冲地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瞪着忘乎所以的,哈哈大笑的我,为此我挨了一顿打,因为没及时赶上她精心料理的晚饭。

李姝家离我家只有两百米远,当我们都住进了楼房小区时她家还住在那个宽大的院落,里面种着西红柿和青椒一类的蔬菜。我带我妹去她家里玩,她妈妈很热情招待我们,邀请我留在她家里吃饭,我妹闹着要吃西红柿,她妈就说:“你随便摘,想要哪个都行,自己在井水那里洗一洗。”李姝有一个姐姐,字特别好看,平时不怎么说话,看起来有一点严肃。我翻到她上初中的姐姐的作业本,上面整齐的数学公式和花体字笔记令我钦佩,这样的字体或者这样复杂的知识好像离那时的我很近了,但看起来又像是是我永远无法掌握的事物。她家的储藏间里有一部复古的奶黄色带转盘的电话,并没有接通信号,只是一件摆设。我们乐此不疲地一圈一圈拨着对方家、自己家里的号码,喜欢的男孩和老师家的号码。

相比之下,张绯然家里就显得现代化些。她爸爸大概是我们那里最早一批的极客,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最早拥有笔记本电脑的人。不得不承认,我第一次见到摆在她家茶几上的,键盘扁扁的那只黑色“联想”笔记本,根本无法移开目光。我家里只有一台我爸自认为很酷其实是各种牌子组装出的台式电脑。她去卧室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把手放在了键盘上,轻轻敲击了几下,电脑是关着的,并没什么反应。她家书房里还有一个台式电脑,是“方正”牌的。那屏幕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那并不是方方正正的,是有着圆润弧线的圆嘟嘟有点胖的显示器。电脑旁边是她爸周游全国的一些留念照片,她那时跟我说,她爸去过香港和澳门,还会讲英语。

有一次,周末在她家,她爸拿着一台索尼专业照相机说要给我和她拍照。我感到很不适。我戴一副椭圆镜框眼镜,穿皱巴巴深蓝色牛仔上衣,搭配了一条看起来很劣质的裤型僵硬的竖条纹淡蓝色裤子。她不一样,淡绿色的衬衫,浅色裤子,以及可以露出很多颗洁白牙齿的微笑。我的笑容看起来很干巴巴,因为没人想到要矫正我两颗大门牙和旁边长歪的虎牙,所以我永远都只是抿着嘴做出假笑的样子。她随手抓了一本沙发上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头歪过来灿烂地笑,我盯着镜头,她爸按下快门。照片洗出来后,她把相片装进相框放在卧室书架上。

后来我看到照片抑制住自己想要尖叫的冲动,照片里的我实在太难看了。我妈当时糟糕的时尚品味并不是最可怕的,我无奈的假笑也不算什么,是照片里我过度曝光的脑门,散发出了灿烂的油光。她看起来就很得体,梳着跟我一样的马尾辫发型但并没有尴尬的油光在额头上,笑容也发挥出了以往的风采。 我再三要求拿走这张照片,然后放进了我自己的相册里,没有展示给任何人。

她的卧室里有一面巨大的书墙,里面一小部分是她自己的童话故事书,还有一大部分是她爸妈的专业书籍,比如IT和医护一类的。她抽出其中一本书,神神秘秘对我说,“这本书是我妈送给我的,但不是送给现在的我的,是送给以后的我的。”书名好像叫《保护乳房》,是对青春期女孩该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发育过程和成长的科普读物。扉页上有她妈给她的题字,“送给绯然。”我站在桌前摩挲着扉页的纸张上光滑的质地,想着,当我从别的书里读到月经的知识,尚未迎接初潮的我非常兴奋地跟我妈提起卵子在女人子宫里的代谢过程,她很不耐烦地一边洗衣服,一边对我说“你不要把时间花费在这些无意义的阅读上。”

张绯然站在我身后,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狗一样使劲闻了闻。“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乳臭未干的味道,也就是奶味。”我讨厌喝牛奶,简直是胡扯八道,也没用什么牛奶味的乳液和沐浴液,她靠在我身上,实在令人起鸡皮疙瘩,这种亲密的朋友式的接触让我感到不安。

有一天放学路上,她对我说,“我听我爸讲,你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她和她爸真是走在信息的前沿。我没有说话,快步独自走回了家。我妹是我姨妈家的女儿,所以我从生下来就被灌输是家中独生女。直到八岁的某一天,我妈突然告诉我,其实爸爸还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爸爸是离过婚的男人。这个姐姐很快就要来我家度假。我没能消化这件事,坐在床上大哭起来。时隔三四年,我已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家的丑闻和秘密,当她再次无意之中在别人面前提起,我只有一种被揭穿的感觉。为此,我有三天没跟她讲话。

她为了求得和好,把她全套《哈利波特》都借给我,还有最新的游戏碟和漫画书,每天早晨来我家坐在客厅,等我吃完早饭一起走路上学。如此这般,她吹捧我的写作和谈吐,分享给我她一切有趣的物品,我们保持长年的朋友关系。

我并不擅长处理任何一段对立的关系,比如说当李姝和张绯然开始彼此看不惯,我会选择让我轻易感到快乐的人做朋友。我不想夹在中间和被动,所以干脆到后来我就不跟李姝说话了。她说话一向直接,“张绯然很虚伪,她口腹蜜剑。”我觉得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如果她说得对,我又能怎么样?我该如何处理一段友谊里的面具?我逃开了这个问题。安安心心地自以为是地继续和张绯然做了16年朋友。

2017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我说要不要一起食用迷幻蘑菇。她说好。吃蘑菇之前的我们仿佛已经开始了迷幻之旅,我跟她兴奋地交流对迷幻体验的期待。在一家汉堡店,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以前我奶奶对我很凶,我爷爷还打过我。有一段时间,我爸妈把我放在他们家都没管我。”我听到几乎泪流,我们都太期待蘑菇的效果,太想体验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和放松”。

在酒店房间的黄昏,关好门窗之后,我们用力咀嚼了那几颗干涩发酸的蘑菇,然而等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反应,我建议要不要吃掉那个蘑菇店里买的太空蛋糕,从冰箱取出之后,我大口吃掉了油腻发甜的布朗尼的其中一半,里面的大麻叶就像我爸常抽的烟草,令人作呕。她也吃了几口,可是扔掉了大半个进了垃圾桶。

后来,后来,她发出婴儿般的哭声。“所有人都正在离开我,所有人都不会爱我了。”我让她去想阿姆斯特丹运河上的鸭子们,它们那么快乐,那么容易就随着河水和风漂浮。她开始笑了起来,非常做作,就如同她的哭声一样突如其来。下一秒,我已经坐在了马桶上,感觉到手不是手,脚不是脚。“为什么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good trip,而我的就是bad trip?”我哽咽着,双手如流沙一样仿佛并不存在。

我们听见隔壁的男人鼾声起伏。我跟她说,如果我们没法清醒,那鼾声就会带我们回到现实。软踏踏地描述这个观点,我和她觉得很好笑,就又开始狂笑起来。但我又突然害怕这声音会引起酒店的注意,那恐惧感成倍地增长起来,如青苔爬满湿地。我说:“不能这样下去!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心跳加速,艰难缓慢走向写字台,好像过了一个世纪。抓起桌上的咖啡糖往她嘴里塞,她怔怔地看着我。

“为什么你永远都是那个什么都不做的人?”我责骂她。

她不说话,似乎在咀嚼砂糖。后来我爬回床上。她对我说,“有时候你真该给我一点空间。””

“你说什么?”

“没错,我是说我的一点空间。”

该死。我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偷看过她的旧手机,里面是她跟自己的伴侣讲过“早知不和她一起同住,她总是会妒忌我和别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她背叛了我们的友谊,没资格拥有所谓的空间。

经过那一晚糟糕的体验,有些事情变了。半年之后,她在我犯了躁郁症以泪洗面的暑假里,选择从巴黎飞往上海和她的新伴侣度假。

“她只是你的影子”,我告诉自己,“影子只是害怕主体吞噬掉自己,去寻找新的宿主了。”

未完待续,照片来凑。

在曼谷一家民宿附近

湄南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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